三
在西方哲學史上，曾經(jīng)有過“萊布尼茨-沃爾夫?qū)W派”[24]這個名稱。沃爾夫是萊布尼茨的弟子，他繼承了萊布尼茨的哲學，并使之系統(tǒng)化。他自己提出的將哲學分類，以及重視邏輯學的觀點，也很有影響。但是“萊布尼茨-沃爾夫?qū)W派”這個名稱，主要還是著重于萊布尼茨、沃爾夫思想相關的地方，而不是沃爾夫自己的獨特觀點。
萊布尼茨與沃爾夫相及;而中國古代有年代不相及而成學派者，像馮從吾《元儒略考》卷一就有“程朱理學”之名，而“程朱學”則很早就成了一個專名，后來還被收入《御定配文韻府》。二程與朱熹之間，有師承淵源。二程傳楊時，楊時傳羅從彥，羅從彥傳李侗，李侗傳朱熹。二程與朱熹，皆足以自成其家，將之聯(lián)系到一起稱呼，不乏道統(tǒng)意味。但是其學說之間的繼承性和相近性，是可以考見的。而且，朱熹認同二程。
不過，孟子雖然據(jù)司馬遷的《史記》記載是“受業(yè)子思之門人”，但是卻未必認同子思，他是私淑于孔子(《孟子·離婁下》：“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而且，宋代的“程朱理學”這種學派名稱，能否用到先秦，還是一個問題。
我們曾指出：思想家兩兩相舉的方式很常見，如黃老、老莊、孫吳、申韓等等，這應該都是著眼于兩種學說的相同之處，比如孫吳，就是指兵法，而不會專注于吳起的變法或者傳《左傳》。這樣的兩者之間，許多也沒有師承關系。這種稱呼再往前發(fā)展一步，就離“道家”、“法家”的稱呼不遠了[25]。
思孟雖然同屬于儒家，但是儒家內(nèi)部分化嚴重?！俄n非子·顯學》說：“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這里子思與孟氏并列，而前述余嘉錫先生之說曾指出：“學有家法，稱述師說者，即附之一家之中……其學雖出于前人，而更張義例別有發(fā)明者，即自名為一家之學。”所以，按照先秦的“學派”義例來看，子思學派與孟子學派是并列的。
因此，如果一定要稱呼“思孟學派”，那很可能只宜于在一種意義上來說，才不致產(chǎn)生矛盾。那就是著重于子思的思想，以及孟子因襲其說的部分。這之中很大一部分，當主要就是荀子所說的關于仁義禮智圣五行的理論。而孟子與之不同的思想，像性善這些內(nèi)容，就屬于“更張義例別有發(fā)明者，即自名為一家之學”了。
原載《中國哲學史》2007年第4期，今稍作修改。
基金項目：2007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出土簡帛古書的學派判定研究》(07CZS0005)成果。
[1]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608頁。
[2] 《呂氏春秋》、《晏子春秋》等有所不同。先秦古書在流傳和經(jīng)過劉向歆父子等整理后，可能出現(xiàn)個別特殊情況，如《管子》中雜有許多內(nèi)容，而統(tǒng)稱《管子》。
[3] 參李銳：《“六家”、“九流十家”與“百家”》，《中國哲學史》，2005年第3期。
[4] 參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I17——19，“婁柏古典叢書”(Loeb Classical Library)，1972年版，第184冊，第19頁;第歐根尼·拉爾修：《名哲言行錄》，馬永翔、趙玉蘭、祝和軍、張志華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12頁。
[5] 《韓非子·顯學》：“今有人于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
[6] 參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I12——14，第15頁;第歐根尼·拉爾修：《名哲言行錄》，馬永翔、趙玉蘭、祝和軍、張志華譯，第10頁。
[7] 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988a26，吳壽朋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19頁。
[8] 參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I19——21，第21頁;第歐根尼·拉爾修：《名哲言行錄》，馬永翔、趙玉蘭、祝和軍、張志華譯，第12——13頁。
[9] 參李銳：《“六家”、“九流十家”與“百家”》，《中國哲學史》，2005年第3期。
[10] 第歐根尼·拉爾修：《名哲言行錄》，馬永翔、趙玉蘭、祝和軍、張志華譯，第12——13頁。
[11] 參李銳：《“六家”、“九流十家”與“百家”》，《中國哲學史》，2005年第3期。
[12] 參李銳：《“六家”、“九流十家”與“百家”》，《中國哲學史》，2005年第3期。
[13] 曉菡(韓仲民)：《長沙馬王堆帛書概述》，《文物》，1974年第9期，第41頁。
[14] 龐樸：《馬王堆帛書解開了思孟五行說之謎——帛書〈老子〉甲本卷后古佚書之一的初步研究》，《文物》，1977年第10期，第67頁。
[15]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4——25頁。
[16]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fā)展史(先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3頁。
[17] 參李銳：《仁義禮智圣五行的思想淵源》，《齊魯學刊》，2005年第6期;《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國哲學》，2006年第2期。
[18] 參李銳：《書評：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研究〉》，韓國成均館大學國際版《儒教文化研究》，第7輯，2007年。
[19] 陳來：《竹帛〈五行〉篇為子思、孟子所作論——兼論郭店楚簡〈五行〉篇出土的歷史意義》，《孔子研究》，2007年第1期。
[20] 郭沂：《孟子車非孟子考：思孟關系考實》，《中國哲學史》，2002年第3期。
[21] 王應麟：《困學記聞》，卷十，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1頁。
[22] 有關問題，金德建先生在《古籍叢考》和《先秦諸子雜考》中有較詳細討論。
[23] 陳靜：《〈荀子·非十二子〉與思孟學派的成立》，“第十五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論文，2007年6月，武漢大學。
[24] 參康德：《純粹理性批判》，A273，B329，鄧曉芒譯、楊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4頁。
[25] 參李銳：《“六家”、“九流十家”與“百家”》，《中國哲學史》，2005年第3期。
來源：國學網(wǎ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