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實踐哲學的去唯物主義化、非共產主義化闡發(fā)
與上述思想和政治啟蒙合唱中的從旁“參與”和被“借用”相比，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見解，是“實踐唯物主義”思潮的興起和繁榮。這一思潮的重大理論意義已經由幾十年來眾多作者包括本文作者進行過許多闡述。在此我們要關注的是，在這種理論創(chuàng)新的過程中，又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一些傾向，向著近代啟蒙以來抽象的“主體性”、抽象的人類中心主義哲學的偏移，乃至有論者主張要去掉“唯物主義”的“后綴”(實際上是其內在的本質規(guī)定)，自覺地要成為非唯物主義的“實踐哲學”。因為直接來看，新時期對“實踐”的哲學闡發(fā)，也是出于對傳統(tǒng)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下對個人的主體性的壓抑的反思，出于對傳統(tǒng)宣教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敘述框架的刻板僵化和觀點缺陷的反感。其文本上的首要依據，是《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這些著作既是唯物史觀的誕生地，又不能不帶有新世界觀初創(chuàng)時的幼稚痕跡。尤其應該指出的是，此時馬克思還只完成了其第一大發(fā)現，“這種闡述只是表明當時我們在經濟史方面的知識還多么不夠”。新時期對“實踐”的哲學探索尤其受到了盧卡奇、柯爾施、葛蘭西等西方馬克思主義早期代表人物的思想影響。盧卡奇等人正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歐革命的環(huán)境中，對蘇聯和第三國際一些理論表述進行反撥。這其中既有基于自身實踐經驗和理論創(chuàng)新對教條主義錯誤的糾正，又有因囿于自身條件限制而對后者的誤解。這些復雜的狀況，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國內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闡釋。
從誕生的歷史語境條件來看，注重“實踐”的新時期哲學思潮蘊含著兩個方向上的生長點。一方面，它可能成為實踐唯物主義等合理形態(tài)，依照馬克思自身的理論邏輯，并與其政治經濟學的第二大發(fā)現相結合;另一方面也存在另一種可能性，即仍然停留在“啟蒙”的框架之下，固守文本本身某些不甚嚴謹的措辭表達和后世一些解讀者的片面傾向，成為去唯物主義化的抽象實踐哲學。這樣抽象的“實踐哲學”“主體性哲學”等，實際上并不能超越近代哲學的主客二元設定，例如只是回到了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的層次。真正說來，實踐唯物主義應當建立在唯物主義的一般理論立場上，即以尊重物質的客觀性、規(guī)律性等基本判斷為前提，進而突出人的實踐、特別是人們改造自然界的生產實踐在世界的重大地位，并使得客觀性、規(guī)律性等經典范疇本身得到更充實全面的理解，達成主觀和客觀的真正統(tǒng)一。這才是真正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旨趣的，也的確是在舊有的理論表達中沒有受到充分重視和彰顯的地方。放棄了唯物主義基礎的實踐闡釋，并不是對舊唯物主義的真正揚棄，而是存在著滑向唯心主義的危險。這是不得不認真加以辨析的。
其實，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創(chuàng)者之一盧卡奇，就在晚年進行了積極的反思?！蛾P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要求采取本體論上的唯物主義基本立場，不混同于西方哲學的發(fā)展趨向，要求承認外部自然界的優(yōu)先地位，強調“人化”這一中介即實踐活動本身也有其自然性、客觀性，在此基礎上，使世界的物質統(tǒng)一性、物質世界的規(guī)律性等被更深刻地理解。他的這些反思可以為實踐唯物主義保持其正確的理論立場、不蛻化為非唯物主義的抽象“實踐哲學”提供借鑒。就馬克思本身的思想來說，我們還可以考察馬克思初創(chuàng)其第一大發(fā)現時的歷史背景。馬克思當時對實踐的強調，有著論證共產主義運動、直接服務于1848年對社會的革命實踐的問題意識。例如，馬克思批判費爾巴哈，指出可感之物、可感世界是以生產它們的活動為前提，“是工業(yè)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這并不僅僅是為了論證人對自然的能動改造作用本身，不是僅僅為了凸顯人在這一方面的主體性和力量，更是包含著一種論證目的，是要論證人對一切人造存在物，包括人的社會關系、社會形態(tài)，都居于創(chuàng)造主體的地位，從而論證出人對社會狀況本身有能力加以改造，即“改造工業(yè)和社會結構的必要性和條件”，從生產轉進到革命。馬克思恩格斯作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家，是把哲學上的主客關系這一理論問題，與無產階級的生產斗爭和革命斗爭實踐結合在一起的。這就為更加深刻地解決主客關系問題開辟了道路，通過對社會實踐的革命性作用的強調，使相互分立的主客體獲得真正統(tǒng)一，這是僅僅如康德式“為自然立法”所無法達到的。
在這一時期，馬克思盡管尚沒有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角度，從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分配所導致的資本主義體系內部不平衡性、從這種內在矛盾和危機的不可克服角度論證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勝利——一句話，他還沒有作出其一生的第二大發(fā)現——但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也已經包含了社會存在、社會結構和經濟基礎等觀念，后來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在此基礎上進行了科學化的闡釋和證明。非唯物主義的實踐哲學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恰好是忽視了馬克思早年思想的這些基本傾向，它表現為對近代啟蒙主義式的、抽象的“人”或“人類”的力量和主體地位的推崇。馬克思當然也談論人，但馬克思在創(chuàng)立唯物史觀后所主張的是“現實的個人”“聯合起來的個人”，是復數的“個人(們)”(Individuen)。他根本不贊成費爾巴哈式的“人”或“人類”(Mensch)，把個體作為內在無聲地屬于某集合名詞的類、表現這個類的個體樣本。當然，人本主義的闡釋也是切合80年代本身的社會現實的。當時還缺乏認識到這一點的社會基礎。改革初啟的時代，中國人民正處于所謂“帕累托改進”式的普遍受益期，處于未分化的單一主體狀態(tài)，是一種直接的、但是是素樸的未分化狀態(tài)，相應的人們也就有著直接而素樸的改革共識。正是當中國道路真正得以展開之后，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進，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才使得我們在實踐中形成了社會利益主體的多元分化格局，在經歷了差異、矛盾、斗爭的基礎上，經過了融合和揚棄，我們才能真正體會到人本主義的抽象，才能在更高的層次上達成理論上的共識，由此真正形成對馬克思的主體觀和實踐觀的全面而正確的理解。
（三）對現代性之資本維度的崇拜
更進一步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學界的關注點是馬克思對經濟基礎的關切，注重研究馬克思的社會經濟形態(tài)的學說，即突破原先五大社會形態(tài)的教條劃分和嚴格依次演變模式，特別是依據新出版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文本，根據其中的三大社會形態(tài)理論，用其中對第二大形態(tài)商品經濟形態(tài)的表述，即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來解釋當代中國的歷史發(fā)展現狀和基本歷史任務，要求發(fā)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除此之外，馬克思關于兩個“不可避免”和兩個“決不會”的思想、馬克思晚年關于東方古代社會歷史發(fā)展的筆記、馬克思恩格斯在同俄國民粹派的交流中對俄國社會歷史發(fā)展路徑的探討等，也都是這一研究潮流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一研究的本意來看，是要處理中國在落后的生產力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是要回答中國現代化的根本任務，是要回答中國是否能夠、何以能夠跨越資本主義形態(tài)，是要回答中國應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遠景目標是什么。對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的認識，對商品經濟因素的認可乃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對中國加入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進程，這首先當然是黨和人民在改革開放實踐中的探索成果和經驗總結，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相應理論探討亦與有榮焉。
在確立了中國采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通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階梯并積極融入全球化進程以完成現代化、完成民族復興的歷史任務的大前提下，也會存在一些傾向。這就是以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等因素來淡化乃至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規(guī)定性，把中國所進行的現代化道路，混同于西方所走過的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甚而直接忽略道路過程，以西方業(yè)已實存的現代性為模板來裁剪中國現實，要求進行社會制度的直接仿照和移植，包括西歐社會從中世紀晚期以來漸次萌生并發(fā)展成熟的諸種因素和特質，如城市工商業(yè)、機器大工業(yè)、科學技術，市民社會、民族國家、世界市場，以及理性化的道德、藝術和宗教等的文明元素。上面這些具體因素，一方面它們都隨著先發(fā)的西方列強的全球擴張，輻射、傳播到整個世界，另一方面它們似乎是作為一個平面化的整體，是沒有歷史發(fā)展和邏輯次序的“現代性”(modernity)的諸種規(guī)定。這種對西方現代性的擁抱，確實比前述第一種關于思想和政治領域的啟蒙訴求，要深入得多，它不是從最為派生地位的文化意識、價值觀念、政治制度等出發(fā)，而更接近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分析框架。上述現代性的諸種元素，并不是平鋪羅列的關系，正像貝克指出的那樣，在一個最概括、最本質的層面上說，“資本主義和工業(yè)化是現代性的兩個基本維度，所謂現代化，即是資本主義與工業(yè)化相結合的產物”。對現代性的這兩個基本維度的分析，實際上也就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所要求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的分析。
但更深入地看，這種訴求仍然沒有擺脫啟蒙主義的籠統(tǒng)性。用啟蒙主義式的籠統(tǒng)眼光看待現代性，將之和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整體綁定，這也就會導致對西方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其資本的原則和邏輯、其經濟理性和資本理性等都缺乏辨別、反思和批判，似乎它們可以像一件產品或一臺機器一樣簡單地移入。然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更深刻地要求從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辯證法來分析問題。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等因素，是遵循著商品交換和價值規(guī)律的基本規(guī)定，而商品交換和價值規(guī)律更有著導向資本原則、資本邏輯的基本傾向，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有著不可忽視的關聯的。西方固然在世界史中由此贏得了歷史的普遍性地位，規(guī)定了世界其他部分的歷史前進方向，但并非只有讓中國完全徹底經歷一次西方式現代性的“洗禮”、并非只有等到中國全盤按照西方式的過程基本完成了現代化，才有可能解決西方現代化歷史上和現狀中的負面問題。相反，我們是要對發(fā)端于西方的現代性進行分析和剝離，其中的工業(yè)化維度是真正具有普遍的世界歷史意義的，而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條件下完成這樣的現代化歷史任務，這也就是像馬克思所說的“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