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王府井新華書店門口排隊等候看書買書的人群。人們急切需要通過讀書來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豐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1979年，在北京天壇回音壁的一角，數十名東京游客滿懷期待地倚靠在墻邊，希望聽到他們發(fā)出的“北京，我是東京”的回音。
1979年9月27日，“星星美展”在中國美術館東側街頭公園舉行，人們駐足觀看這種前衛(wèi)的藝術。
1984年，北京海淀區(qū)新建成的薊門里小區(qū)，一戶人家正在搬家。
“改革開放”無疑是2018年一個格外耀眼的年度熱詞。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改革開放不僅改變了中國的面貌，而且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中華民族的未來開辟了光明前景。
回顧40年的歷程，中國道路是怎樣走出來的？在開辟中國道路的過程中，哪些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深入解析，涉及很多內容。限于篇幅，本文梳理幾個比較突出的方面。
■問題導向
改革開放是時代大勢、人民意愿、中國需要、歷史經驗等各方面因素共同推動的。最直接的，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而產生的，是由一大堆難題逼出來的。用現在的語言，就是問題導向。
“文革”結束后，一系列冤假錯案浮出水面。大批老干部要求平反。其他遭受冤屈的人們也紛紛寫信、上訪、找人，請求落實政策。對此，一個勇于修正錯誤的黨，怎能不理不睬？
從人民生活來說，廣大老百姓希望盡快發(fā)展經濟，解決溫飽問題，改變長期缺吃少穿的局面。對此，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怎能無動于衷？
大亂之后的國家，迫切需要大治，但是無論國家機關還是企業(yè)事業(yè)單位，處處有禁錮，效率都很低。很多領導干部對此十分不滿。
要解決諸如此類的問題，就必須大刀闊斧調整政策，就必須抓緊時間發(fā)展經濟、發(fā)揚民主、建設法制。而所有這些問題，都涉及到體制機制問題。因此，百廢待興，百業(yè)待興，歸結到一點，就是要進行改革開放。
面對這些問題，恰恰是有幾十年革命生涯的老一輩革命家，深諳當時體制的弊端，首先提出了改革開放的要求。也正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毅然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錯誤方針，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并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從而實現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正是現實面臨的問題逼出了改革開放的決策，也逼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改革舉措。
“文革”結束后，上千萬知識青年回城，光靠國營、集體企業(yè)不可能解決他們的就業(yè)問題。為了解決這樣一大批人的就業(yè)、吃飯問題，除了調整和放寬政策，別無他法。
于是，1979年，國務院批轉全國工商局長會議的報告，允許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等個體手工勞動，以解決一部分人的就業(yè)問題。
1980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勞動就業(yè)工作會議，并下發(fā)《關于轉發(fā)全國勞動就業(yè)會議文件的通知》，提出要改革勞動就業(yè)制度，摒棄“統包統配”方式，實際上把發(fā)展個體經濟作為解決就業(yè)問題的一條重要渠道提了出來。
1982年，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一條規(guī)定：在法律規(guī)定范圍內的城鄉(xiāng)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這一規(guī)定意味著正式承認了個體經濟的合法地位，從而使個體經濟得到高速發(fā)展。
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怎樣來的？說到底，首先是為了解決活命問題、生存問題而來的。這是一條最簡單的邏輯。改革開放的一條主線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道路的一個重大特色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實踐層面來說，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是這樣在解決現實問題的過程中發(fā)展而來的。
改革開放需要回答和解決許多問題，而最大的問題，就是“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最基本的問題。改革開放，正是在回答這個問題的過程中不斷前進的。中國道路，也正是在回答這個最基本問題中開拓出來的。
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性，首先在于，它是現實提出的必要要求，是現實問題倒逼的結果。面向未來，要破解新的各種難題，除了深化改革開放，別無他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