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朗普上臺執(zhí)政以來，美國對華態(tài)度趨于強硬有多重動因，其中制度與經濟是兩個重要方面，而制度對立是根本性的，將長期發(fā)揮作用。制度對立影響美國對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的判定，制約對華戰(zhàn)略信任；促使美國鷹派謀求與中國打新冷戰(zhàn)、實現經濟“脫鉤”。但是，對總統(tǒng)特朗普來說，出于美國經濟利益以及其競選連任的考量，美國需要與中國保持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經濟關系，并且從策略上采取對華強硬姿態(tài)，以謀取經濟博弈中的有利態(tài)勢。
【關鍵詞】政治制度 經濟利益 國家安全 美國鷹派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特朗普上臺執(zhí)政后，特別是2018年以來，美國對華態(tài)度明顯趨于強硬。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后，中國積極尋求同美國各界的合作，對抗病毒勁敵。然而，美國政府不僅對合作抗疫相當消極，還無端攻擊、抹黑中國。與此同時，美國還在安全、經貿、科技、外交、涉臺等方面繼續(xù)制造摩擦。美國對華態(tài)度趨硬具有深層次根源，其中，制度與經濟是兩個重要方面。
制度與經濟：影響美國對華態(tài)度的兩個重要動因
制度與經濟一直是影響美國對外政策的兩個重要動因。在美國的全球戰(zhàn)略中，安全、經濟和政治是三根并立的支柱，美國的國家利益基本上體現在這三個方面。①其中，安全主要體現為維護美國本土人和海外美國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經濟主要體現為獲取海外資源和市場，保持美國經濟的繁榮；政治主要體現為維護并向外傳播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和西方政治制度。在這三者中，安全是核心，經濟是基礎，政治是靈魂。沒有安全，國將不國。美國定期出臺《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就是圍繞安全問題來布局美國的全球戰(zhàn)略，這時，經濟與政治都被納入安全范疇（這里的安全實際是指大安全）。美國成長的經歷和參與國際競爭的經驗表明，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國家安全將不可持續(xù)，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制度也不會有影響力，甚至難以存續(xù)。政治既是一項獨立的國家利益、重要的軟實力，同時又直接影響著美國對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的判定。在美國精英們看來，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制度同美國相對立的國家，更具有威脅美國安全的可能性，在經濟上也難以為美國企業(yè)和商界提供獲利機會。
美國戰(zhàn)略家和決策者通過對安全、經濟和政治三方面利益的綜合考量來確定全球戰(zhàn)略目標，明確誰是合作伙伴，誰是競爭對手。冷戰(zhàn)期間，美國認定蘇聯在這三方面都是其競爭對手，于是確立了對蘇遏制戰(zhàn)略。美國不僅在軍事、經濟和政治方面同蘇聯全面對抗，而且還極力聯合世界所有反蘇力量一起對付蘇聯。
美國在冷戰(zhàn)時期的對華政策從屬于對蘇戰(zhàn)略。在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的國共內戰(zhàn)中，美國支持國民黨政權主要是因為其反蘇反共。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成為執(zhí)政黨，美國對華政策開始發(fā)生逆轉。直到中蘇分裂之后，且美國在對蘇戰(zhàn)略競爭中處于劣勢時，尼克松政府才尋求同中國緩和關系。此時，美國緩和對華關系完全是出于對抗蘇聯的需要，是基于全球戰(zhàn)略中安全利益的動因，因為中國在經濟和政治上仍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中美關系也越來越密切。兩者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在美國看來，一方面，中國實行市場化的經濟改革，有利于兩國經濟交往，也有利于其開拓擁有巨大潛力的中國市場，獲取其所需要的資源；另一方面，中國通過政治改革，有可能走向其認可的自由民主國家。如此，發(fā)展對華關系的三重動力——安全、經濟、政治——就都具備了。因此，中國啟動改革開放的最初十年，美國對華態(tài)度非常積極，而蘇聯解體后，“聯華抗蘇”的傳統(tǒng)安全動力不復存在。“9·11”事件之后，反恐等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成為美國全球戰(zhàn)略的優(yōu)先任務，而在應對這些安全威脅上，美國需要中國的合作?？傮w來說，自蘇聯解體后，雖然美國對華政策存在兩面性，即在接觸與遏制之間搖擺，但是接觸是主要方面。直到特朗普上臺執(zhí)政之前，美國一直將中國視為其全球戰(zhàn)略中的合作伙伴，雖然也有競爭的一面，但合作大于競爭。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綜合國力的提升，美國對華態(tài)度開始發(fā)生微妙的變化——將中國視為傳統(tǒng)安全對手的傾向日益明顯。但是，在美國主流戰(zhàn)略家看來，一方面，中國尚未成為美國最主要的軍事威脅力量；另一方面，發(fā)展對華關系的政治和經濟動力仍然存在。在政治上，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現出越來越強大的生命力，但是他們仍然幻想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在經濟上，隨著中美經貿關系越來越密切，貿易赤字、知識產權、人民幣匯率等問題越來越受到美方關注，中美經貿總體上是互補的關系，即互利共贏，美國自由派堅信可以通過經貿交往潛移默化地影響中國社會的發(fā)展、促進中國的政治改革。自由派當初支持美國政府同意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是基于這種愿望和判斷。特朗普上臺執(zhí)政后不久，美國戰(zhàn)略界的這種認知發(fā)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從而導致美國對華態(tài)度大逆轉。
經濟“脫鉤”：美國鷹派的制度考量
特朗普上臺執(zhí)政后，內閣中的鷹派推動對華貿易摩擦，并試圖實現對華經濟“脫鉤”。雖然人們深知，貿易摩擦和包括科技在內的經濟“脫鉤”最終會導致兩敗俱傷，即使是實力強的一方，也要承受“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后果。然而，對華鷹派寧愿讓美國承受經濟利益的損失，也要同中國強硬對抗。鷹派作出這樣看似非理性的選擇，主要是基于政治或制度的考量。如果我們對比一下美國對歐洲國家和日本的政策，就更能看出維護經濟利益在對華政策中的次要性。美國同歐洲國家和日本的經濟關系缺少互補性，競爭性更強；而且歐日對美國的科技壟斷地位威脅更大。然而，美國卻能夠容忍歐日在經貿上繼續(xù)占“便宜”，在高新科技發(fā)展上給予歐日更大的空間。美國對歐日寬容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盟友關系，這種同盟關系的最重要基石就是擁有相同的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制度。換言之，盟友在經濟上強大了，實質上是在壯大“大西方”的力量，這符合美國的戰(zhàn)略利益。相比之下，一個在制度上與美國對立而又無望被改造的國家，其經濟越強大，就越對美國構成戰(zhàn)略上特別是安全上的威脅。
按照美國鷹派的認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中國共產黨展現出了“四個自信”，宣誓“不忘初心”，這表明自中美建交以來美國所奉行的寄望通過支持中國改革開放以融入國際體系而逐漸融合、塑造中國的自由主義政策完全失敗了。對此，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位首席戰(zhàn)略顧問史蒂夫·班農在黨的十九大之后不久的一次演講中闡述得非常清晰。②鑒于自由派政策失敗，鷹派給出了他們的對華戰(zhàn)略思路：美國應當丟掉改造中國的幻想，像當年遏制蘇聯那樣來遏制中國，抑制住其崛起勢頭。對于打冷戰(zhàn)，美國有著豐富經驗，可謂駕輕就熟。當年遏制蘇聯，美國從政治、軍事和經濟三個方面同時著手：在政治上，運用一切手段攻擊蘇聯的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制度，妖魔化蘇聯及其盟友；在軍事上，同蘇聯尖銳對峙，同時大搞軍備競賽，并挑起代理人戰(zhàn)爭；在經濟上，封鎖蘇聯及其盟友，將它們排斥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和全球化進程之外。然而，現在的中美關系同當年的美蘇關系已經大不相同。中美兩國經濟關系十分密切，是彼此高度依賴的伙伴。美國如果這時同中國展開全面對抗，不僅難度很大，而且還會遭受嚴重的經濟損失，從而引起商界及廣大民眾的反對，可謂是投鼠忌器。而美國如果能夠實現與中國經濟的“脫鉤”，那么就可以毫無顧忌地同中國展開全面競爭了。
美國之所以如此忌憚社會主義制度，是因為擔心社會主義制度會對其本身的制度構成威脅。這種威脅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帶有普遍性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對立；二是美國的特殊國情。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潮、運動和制度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面而產生的。因此，科學社會主義一誕生，便遭到歐洲反動勢力的打壓。
一般來說，美國不像歐洲那樣面臨社會主義的直接威脅，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力量在美國的影響一直比較有限。然而，美國在反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方面卻不比歐洲國家遜色，其緣由在于美利堅民族的特殊性。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不同國家移民移居美國后都會帶有母國的文化傳統(tǒng)，而不同的文化之間存在著很大差異甚至矛盾。維系這樣一個民族“大熔爐”的有效方式就是構建一個能為所有種族、民族的移民所接受的價值體系或意識形態(tài)，并建立一個與之相匹配的政治制度。這個意識形態(tài)就是以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觀為核心內容的自由主義，這個政治制度就是美國現行的憲政民主制度?？梢哉f，這個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制度是美國的立國之本，如果沒有了它們，“美國將不再是美國”。因此，美國精英們要極力維護這個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制度，防止它們受到挑戰(zhàn)和威脅。
從大安全的角度講，維護這樣的意識形態(tài)和制度就是維護政治安全。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中站在所謂“民主陣營”一邊，在冷戰(zhàn)中帶領所謂“自由世界”遏制以蘇聯為首的所謂“專制世界”，都是基于這種動因。雖然美國發(fā)動對蘇冷戰(zhàn)是綜合考量了政治、安全和經濟三方面利益，但是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政治是最為根本的。1989年11月9日柏林墻倒塌，表明蘇聯已經放棄了原有的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制度，于是美國宣告冷戰(zhàn)結束，并放棄實施長達40多年的對蘇遏制政策，而此時的蘇聯在軍事實力上則沒有任何變化。
蘇聯解體后，美國一度認為自由主義已經戰(zhàn)勝了各種與之對立的意識形態(tài)，因此不必再擔心其制度會受到其他制度的挑戰(zhàn)和威脅。然而，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實踐，美國的這種擔憂又復燃了。
美國的政治精英們是充滿憂患意識的。他們擔心中國制度的威脅，但這并不意味著認定中國制度現在就會影響美國人民對美國制度的“自信”并引起美國內部的分化。他們目前主要擔心中國對國際秩序的影響。他們認為，隨著中國越來越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中國會將自己的治國理念、制度基因運用到國際事務和全球治理中，進而逐漸改變現有國際秩序中的規(guī)則，最終導致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瓦解。這種認知在奧巴馬時期就已經形成，奧巴馬多次宣稱不能讓中國制定規(guī)則，③特朗普政府則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認知。美國國防部2019年發(fā)布的《印太戰(zhàn)略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一面從國際制度中獲取好處，一面侵蝕以規(guī)則為基礎的秩序的價值和原則，從內部來削弱國際制度”④。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如果不復存在，不僅將會終結其世界霸權地位，而且也會間接地影響其國內制度——因為隨著國際影響力的擴大，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發(fā)言權也會不斷增大，中國制度的聲譽也會自然提升，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特別是想走自己道路的發(fā)展中國家對中國制度感興趣，進而學習其合理因素。如果出現這樣的局面，勢必會對美國公眾甚至一部分精英的“制度觀”造成沖擊，進而動搖美國的立國之本。
為了阻止這種悲劇發(fā)生，美國鷹派開出將中國拖入冷戰(zhàn)的藥方，推動特朗普政府制定并實施全方位的對華強硬政策——除了要實現經濟“脫鉤”外，還在政治、安全、人文交流、外交等領域大動干戈。其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政治上的舉動。中美建交后，除了特殊情況外，兩國在政治制度紛爭上都保持克制，一般不公開攻擊對方的制度，在政治上的分歧基本限定在人權、民主發(fā)展進程等具體問題上。然而，特朗普政府卻打破了這種默契，公開宣稱中美之間的競爭是支持專制體制者同支持自由社會者之間的政治競爭。⑤這種論調同當年宣告冷戰(zhàn)爆發(fā)的“杜魯門宣言”如出一轍。1947年3月，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在國情咨文中攻擊蘇聯及其社會主義制度，宣稱“支持自由人民必須是美國的政策，這些自由人民正在抵抗武裝起來的少數人或外來壓力企圖強加于他們的奴役”⑥。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后，美國出于抗疫需要，接受了中國提供的一些合作，但是這一過程充滿了摩擦、爭斗、算計。這實際上不利于美國的抗疫以及疫情之后的經濟發(fā)展，也遭到美國國內及國際社會許多有識之士的批評。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受鷹派的影響。這也表明，鷹派不會因為同中國在抗擊疫情上的暫時合作而作出根本性改變。
攫取經濟利益：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的戰(zhàn)略思維
以制度之爭為根本動力，旨在同中國實現經濟“脫鉤”，只是美國鷹派的立場。鷹派雖然目前在特朗普政府內很有影響力，但并不能等同于特朗普政府，也不完全代表特朗普總統(tǒng)本人。美國政府的最高領導人和最終決策者是總統(tǒng)。當然，特朗普能夠重用那些鷹派人物，讓他們在內閣中擔任要職，說明特朗普認同鷹派的一些理念。但是，作為總統(tǒng)的特朗普仍需要從總統(tǒng)職責的角度和爭取連任的需求來考慮問題，審視對華關系。因此，在內閣中，特朗普也安排了一些非鷹派人物，特別是像財政部長姆努欽這樣比較務實的經濟自由派。而且，一旦某些鷹派人物的超強硬主張干擾了特朗普的“大政方針”，他也會毫不手軟地把他們“炒魷魚”，比如原首席戰(zhàn)略顧問班農、原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博爾頓。
特朗普高舉“美國優(yōu)先”大旗，更看重的是如何維護、促進美國的經濟利益。對謀求連任的特朗普來說，經濟增長、擴大就業(yè)是首先需要考慮的，否則選票會大量流失。所以我們看到，特朗普政府到處搞貿易摩擦，不僅同中國打貿易戰(zhàn)，也同歐洲國家、日本、韓國、加拿大、墨西哥等搞貿易摩擦，其目的就是解決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同時試圖促使制造業(yè)投資流向美國。我們還看到，在中美貿易摩擦過程中，特朗普總是夸耀因為增收高關稅，美國增加了財政收入；在新冠肺炎疫情十分嚴重的時候，面對世人都高度關注的中美抗疫合作問題，他卻強調中國已經開始大量購買美國的農產品。當然，我們也看到，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在貿易領域對中國下手更重、招術更多、要價更高、持續(xù)時間也更長，其中的緣由就是特朗普的需求同鷹派的“脫鉤”圖謀同流合污。然而，不管怎樣，同中國完全經濟“脫鉤”并不符合特朗普作為總統(tǒng)的利益，因為“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式的博弈極有可能斷送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強大”的夢想，也會打破其“連任夢”。所以，特朗普的對華強硬同鷹派的強硬又有所不同。特朗普的強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戰(zhàn)術或策略——提出高要價，展示出狠勁，如果得逞就賺了；如果遭遇對方的堅決抵制，那就算火力偵察，摸清了對方的底線，下一步如何出牌也就心中有數了。除了在經貿上斗狠外，特朗普在臺灣、人文交流、南海、涉港涉疆等問題上迎合鷹派的主張，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向中國施壓，迫使中國在經貿方面作出讓步。
美國是一個多元社會，雖然總統(tǒng)和內閣掌握著外交最終決策權，但是其他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的作用也不可忽視。首先是美國商界。雖然近年來美國商界對中國的營商環(huán)境頗有微詞，寄望特朗普政府打壓中國，但是“脫鉤”絕不符合美國商界的利益。而美國商界在共和黨內有較大影響，在內閣中也有代言人。其次是美國的一些地方政府。美國有些地方，如華盛頓州、加利福尼亞州，同中國有著非常密切的經濟關系，是中美經貿合作的受益者。毋論“脫鉤”，即便是進行貿易摩擦，也已經使他們遭受了嚴重損失。作為聯邦制國家，各州的權力和影響力是不能輕視的。最后是美國的智庫。美國的智庫多數是中立的，都是從國家的立場來看問題。雖然特朗普出于個人性格，不太重視智庫的作用，但也不能無視它們的呼聲，特別是智庫的公開發(fā)聲會對公眾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面對中美關系有可能走向失控的危險，美國智庫頻頻發(fā)聲。比如，美國百名中國問題專家于2019年7月發(fā)表了致特朗普總統(tǒng)和國會參眾兩院議員的公開信，強烈表達了對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批評意見，認為同中國“脫鉤”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他們看到，貿易摩擦已經對美國的制造業(yè)和農業(yè)造成嚴重沖擊，使消費者的生活支出增加；科技打壓則有可能使美國高科技產業(yè)失去中國市場，進而削弱美國自己的創(chuàng)新能力；等等。再比如，2020年4月初，正當特朗普及一些內閣要員利用新冠病毒污名化中國時，90多位美國前政要和著名學者聯名呼吁要加強中美抗疫合作。
總的來看，特朗普上臺執(zhí)政以來，美國對華態(tài)度趨于強硬有多重動因，其中制度對立是根本性的，將長期發(fā)揮作用。制度對立會影響美國對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的判定，制約對華戰(zhàn)略信任。制度對立促使美國鷹派謀求與中國打新冷戰(zhàn)、實現經濟“脫鉤”。但是，對總統(tǒng)特朗普來說，出于美國經濟利益以及其競選連任的考量，美國需要與中國保持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經濟關系，并且從策略上采取對華強硬姿態(tài)，以謀取經濟博弈中的有利態(tài)勢。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zhàn)略研究院教授）
【注釋】
①梅孜編譯：《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匯編》，北京：時事出版社，1996年。
②劉建飛：《新時代中國外交戰(zhàn)略中的中美關系》，《美國研究》，2018年第2期。
③仇朝兵：《“貿易促進權”之爭及其對美國貿易政策的影響》，《美國研究》，2016年第2期。
④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June 1, 2019.
⑤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⑥Ronald E. Powaski,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1917-199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責編/刁娜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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