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黨百年之際，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部署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以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以昂揚姿態(tài)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新征程。
如何學習和研究黨史呢？早在1942年，毛澤東就指出，研究黨史不是說要把歷史上每一件事情統(tǒng)統(tǒng)搞清楚了才可以辦事，而是要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fā)展搞清楚，并要求“應該以中國做中心”。這個講話事實上概括出學習黨史的歷史哲學：認識論上的研究方向性的路線政策而不是歷史上的細枝末節(jié)，方法論上的歷史主義，本體論上的以中國為尺度而不是以外來標準衡量黨史。
何為歷史政治學
毛澤東的歷史哲學為當下倡導的“用學術講政治”或者政治問題的社會科學化研究奠定了基礎，提供了指南。在社會科學脈絡上，我們提出的歷史政治學正是體現(xiàn)了“以中國做中心”的“歷史主義的方法”，可以很好地用在黨史研究和學習上。
歷史政治學旨在研究重大現(xiàn)實政治社會問題和理論問題的歷史起源與歷史性因果關系，并在研究中提煉分析性概念。在本體論上，歷史政治學以歷史“存在”或以中國為中心；在認識論上，講究歷史事件或政治問題的條件性或情景性；在方法論上，注重歷史事件發(fā)生的時間性或時序性。歷史政治學不僅是一種研究路徑或研究方法，也是一套世界觀性質的歷史哲學。
歷史政治學被認為是中國政治學發(fā)展的一個新方向，極大地提升了政治學研究的本土性和主體性。在西方政治學理論中，流行的是以“理性人假設”為基礎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即不問時間性、條件性和主體性地按照理性人假設去解釋政治，其極端形式就是“歷史終結論”。基于人性假設而推演，全世界都要過一種政治生活、實行美式政治制度。以“理性人假設”的政治學不但不能解釋目前世界政治的亂象，甚至是誘發(fā)亂象的根源。為此，政治學范式與現(xiàn)實發(fā)生了重大脫節(jié)，需要新的知識范式。在學術史上，歷史政治學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的。
歷史政治學與黨史研究的整全性問題
作為政治學理論研究范式的歷史政治學幾乎是為黨史學習和黨史研究量身定制的一種研究路徑，因此一經出現(xiàn)便受到黨史研究界的關注和歡迎。這是由歷史政治學的功能決定的。
歷史政治學的第一個功能便是其知識論意義。歷史政治學在研究歷史事件中發(fā)現(xiàn)概念和理論，而且是發(fā)現(xiàn)整全性知識。在20世紀后期，國外一些史學研究者逐漸背離了揭示人類歷史演進的動力與規(guī)律的學術主旨，追求對十分狹小的歷史現(xiàn)象的細節(jié)作“忠實細微的描述”，垂青于孤僻、艱澀的史料，從而在極度追求“專業(yè)化”的過程中導致“史學研究碎片化”。碎片化的歷史研究體現(xiàn)為研究者日益關注那些不為人知的、無關歷史進程的瑣碎事件或邊緣人物，也體現(xiàn)為圍繞同一個問題的反復考據(jù)乃至大量重復性工作，還體現(xiàn)為在史料運用時任意裁剪、斷章取義，史料種類單一且缺乏相互的印證。當研究者紛紛放棄宏觀比較與長時段視角，放棄與理論對話的機會和探索歷史規(guī)律的興趣，從而轉向對孤立的歷史事件或個體行為的“一時一地”的解釋時，歷史研究就不可避免的碎片化了。
歷史研究的碎片化極大影響了中國的史學研究，不少學者開始把歷史分割成互不關聯(lián)的碎片，一味執(zhí)著于歷史的細枝末節(jié)，忽視了歷史的整體特征乃至時代主題，這種傾向可能造成負面影響。以黨史與近代史研究為例，毛澤東曾提出“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jié)，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的總體要求，但碎片化的歷史研究使革命史觀（唯物史觀）受到一定沖擊，現(xiàn)代化敘事與社會文化敘事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革命敘事。村莊習俗、婚嫁喪葬、商業(yè)社團、秘密組織等研究確實展現(xiàn)了近代中國豐富的社會生活細節(jié)，但在一定程度上卻忽視了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的主要矛盾和時代主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發(fā)展，正是為了回應這一內憂外患的時代主題。如果我們忽視了這一點，碎片化的歷史研究就必然會消解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的合法性基礎。
為什么說歷史政治學有能力解決歷史研究的碎片化問題呢？這是由歷史政治學的本體論屬性所決定的。歷史政治學有其認識論上的情景論和方法論上的時間性，但歷史政治學區(qū)別于所有以“歷史”為名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獨特之處，在于其本體論層面。“歷史”在歷史政治學那里不僅僅是觀念而是具有本體論意義的存在，歷史政治學正是研究這個“存在”、研究過去與現(xiàn)在的直接關聯(lián)性并從中提出解釋性概念或理論。因為存在本體性，歷史政治學不會在各種史觀的爭論中迷失方向。
在中國，歷史這個“存在”可以被表述為“中國文明基體”——由中華民族、語言文字、大一統(tǒng)國家觀、民本政府觀和仁愛社會觀所構成的文明基因共同體。承認這個“存在”，是歷史政治學的研究前提。以此為起點，要想理解當今世界上唯一歷經五千年而不曾中斷的文明體，理解歷史與現(xiàn)實的關聯(lián)，理解中共黨史作為中國文明基體的一個部分，理解改革開放前后的聯(lián)系，顯然是任何碎片化的歷史研究都無法做到的。
歷史政治學提供的研究路徑
學習黨史的重大政治目的之一是深刻理解現(xiàn)行政治的合理性和為人民所認同的合法性。其實，獲得政治合法性即讓人民認同和擁護以實現(xiàn)長治久安，是任何時代政治統(tǒng)治的最高訴求，也是古今中外政治學的終極關懷。在前工業(yè)文明時期，世界的隔絕狀態(tài)決定了合法性標準的多樣性；伴隨著工業(yè)化推動的政治思潮的全球傳播，合法性標準大有一元化的排他性趨勢，以自由主義民主為核心內容的“普世價值”被西方學者詮釋成合法性的來源和基礎。自由主義民主其實是發(fā)端于西方文明的政治表述，因此作為合法性標準的自由主義民主其實是西方文明的一種歷史延伸，對西方國家而言具有歷史性特征。但是，源自西方文明的歷史性標準如果被移植到非西方國家，形式上的政體合法性是否就意味著實質性的治理合法性？比較政治發(fā)展研究顯然不支持這樣的結論。
社會條件和政體結構都是約束性制度，但為什么相同的政體結構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具有完全不同的結果呢？政體和社會條件相適應乃至成長于特定的社會條件，政體是有效的；相反，政體與社會條件存在緊張關系乃至沖突性，政體則可能是無效的。顯然，具有歷時性結構的社會條件是根本性約束制度，而共時性的政體相對于社會條件則具有附屬性，二者都對人的價值取向、行為模式產生影響，但社會條件的影響則更為直接且深遠，這就是為什么華人在不同的國度中的生活方式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其實，馬克思早就揭示了人的行為的歷史條件性，“人們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chuàng)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
社會條件的強大作用需要得到深入的解釋。在我們看來，社會條件不僅是一種相對容易理解的結構性約束機制，還是一種時間性演化序列。與此同時，這個時間性不但是過去的，也可能是現(xiàn)時性的乃至未來性的，是一種延續(xù)不斷的時間進程。唯有如此，才可以理解為什么同一種政體形式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的結果是不一樣的，因為自發(fā)性政體和作為“飛來峰”的政體與時間進程的關系完全不同。也正是在時間進程的意義上，才可以理解，合法性政體必然源自社會條件，或者說作為時間進程一部分的政體才具有合法性。這樣，論述合法性政治非歷史政治學莫屬。
歷史政治學視野下的合法性政治研究與理性選擇主義的“理性人假設”的合法性理論具有根本性差異。在理性人假設中，人的需要都是一樣的，因而只要設計一種能滿足人的需求的制度，比如選舉授權，就是合法性政治。常識是，如果選舉授權不能產生對人民負責的責任性政治，甚至還可能導致國家分裂、動蕩和無效治理，那這樣的程序還是正義的嗎？流行的合法性概念已經處于困境之中，就像歷史上的合法性概念不斷地與時俱進地被改造，流行的合法性概念也需要得到更化。歷史政治學提供了一種不可替代的研究路徑，以重新認識合法性的來源和知識基礎。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研究員）
